波斯战争的结束并未丝毫缓解城邦间的对抗，这是“希腊文物”永恒不变的动力。你或许会认为对希腊人而言此时此刻正是构筑某种政治经济联盟的大好时机，从而形成盟邦关系或联邦国家，缔造一个“希腊合众国”。然而这一切都没有发生，雅典和斯巴达这两个居于统治地位的城邦相互试探了一阵子，最后还是带上各自的盟友与对方分道扬镳，两者各行其是了长达一代人的时间甚至更久。待下次再相逢时，雅典与斯巴达会在一场毁灭性的战争中拼命地相互残杀，最终葬送掉各自拥有的一切。这便是伯罗奔尼撒战争。
其实，斯巴达和雅典已经各自进化成了截然不同的社会，以至于双方都无法理解彼此。斯巴达对雅典式的民主抱有戒心，害怕这种制度会把自由的病毒传染给他们的希洛奴隶，因而斯巴达人并没有抓住战后契机的愿望，据说在波斯战争结束之后“斯巴达沉睡了”。而雅典则完全不同，胜利的喜讯让人们的肾上腺素飙升，极大地刺激了这个国度。它开始在民主、文化和帝国建设方面施行前所未有的激进试验。
在波斯战争期间，雅典人曾有过大胆之举。他们主动放弃自己的城市，将其拱手让给波斯人。老人、妇女和儿童都被疏散到萨拉米斯岛和其他安全的地方，在那里人们望着自己的城市变为一片火海。鉴于城市对公民的人身安全和身份认同所具有的向心作用，弃城的做法几乎相当于一只蜗牛放弃了它的壳。不过，那种为战后雅典提供源源动力的大无畏精神也许正是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催生而来的。弃城行为让雅典人发现，一座城市不仅只包含那些围墙和房屋而已。于是乎，雅典便化作了一个理念，成为一座“心中之城”。
在雅典，政治从来不会太远离事物的表象。当雅典城被疏散一空时，三桨座战船正泊于比雷埃夫斯港（Piraeus），适龄人员投入战斗，纷纷坐上了划桨的长凳上。他们从那座港口出发，前去面对萨拉米斯湾的敌军。在一排排长凳上，最富的公民与最穷的公民（即“thetes”）并肩而坐，“少数人”与“多数人”是血汗同胞。就这样，波斯战争在萨拉米斯这块地方演变成了一场人民战争，而事后那些“thetes”则希望这一段经历被世人铭记。就像重装步兵革命一样，“thetes”转型成为英勇的城市保卫者，而这种改变在雅典则有着深远的政治影响，它再次证明了亚里士多德的格言：“唯战者执权柄。”
战后雅典呈现出来的一派景象是全世界有史以来所见证过的最为激烈的政府试验之一。公元前5世纪中期，城市不再由单一的独裁者统治，甚至如其他国家那样有限的贵族制或精英制也不复存在，而是由全部公民本体来统治，不管是老的少的，还是富的穷的。不可否认，凡是女性、16岁以下儿童，以及无法证明双亲都来自雅典本地的人确实都不包括在内。虽说如此，但这仍是一项非凡的进步，跳出了别国组织政事的窠臼。不出所料，只要一谈到民主，精英们果然满腹牢骚。首先，民主给予百姓的权力实在过多。那些一贯谨慎小心、步步为营、立志将来管理国家的人却要对那些粗枝大叶、思前不顾后的家伙们负责。这种制度怎么可能是正确合理的呢？此等担忧后来被亚里士多德明确地阐述了出来，他论证提出，如果在法治缺位的情况下，民主可能直接导致暴政。在他的知名论著《政治学》中，亚里士多德将普通公民本体比作性情多变的暴君，其不切实际的幻想往往是由一群寡廉鲜耻、口若悬河的政客所煽动的。亚里士多德明确定义，由无知暴民和权术家结成的罪恶联盟将是保守派永恒的噩梦。
在某些重要方面，雅典的民主可以说几乎换汤不换药。虽然如今受教育的精英需要就他们的行为向普通公民本体负责，但他们仍旧继续把持着多数国家行政机关。尽管改革已经获得了通过，它规定如果普通公民服务于法庭或集会的话就可以获得以日而计的报酬，但这并不足以维持生活。在参与政治程序方面，许多穷苦人还是被排除在外了，因为他们不得不去工作。同理也适用于那些在田里干活并且因住得太远而无法每天进城来的雅典公民。雅典式民主的真相就是，它让富人们牢牢控制了权力的杠杆。说到底，民主政治毕竟是要求具备一套专业技巧的，而通常只有那些受过昂贵教育的公民才拥有那类技巧。在未来持续进行的阶层冲突中，演讲术、法律训练和诡辩术（翻云覆雨、颠倒黑白，可以为任何论点辩护的能力）将依然是富人选择的武器。
尽管有这一切隐性的不平等，但毫无疑问的是民主促使了知识和文化的长足进展。公元前5世纪后半叶被称为古典希腊的黄金时代并非没有根据的。在雅典，艺术和文学、哲学与科学都在蓬勃发展。民主不仅允许而且积极鼓励雅典城邦的公民们对社会和体制赖以建立的基础提出质疑。像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这样的哲学家（尽管他们同情反民主思想）只有在民主的制度下才会产生。另外，戏剧的发展也只有在一个“言论自由”被写入法律且观众自身亦可参政议政的环境下才能兴旺繁荣。
民主制度极大地丰富了雅典市民的生活，可与此同时其他人却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奴隶制恰好诞生于美索不达米亚地区首批城市出现之时，但到了公元前5世纪正是雅典人首次将其从理性的角度正当化了。民主国家居然会鼓励人们无视他人的自由并从中谋利，这在我们看来似乎是矛盾的，但这是对古代世界民主制度理论基础的根本性误解。就像斯巴达武士社会正因有希洛奴隶才得以存在一样，雅典民主也唯有在奴隶制的条件下才能维持。对于亚里士多德和其他雅典知识分子来说这一点是不言自明的，少数人的自由只能建立在对多数人的奴役上。
这并非什么高深的理论知识点，而是一种清楚明白的经济现实。激进的民主制度是成本高昂的，需要资金支付给穷困市民，好让他们暂时放下手头工作，到集会和法庭行使民主权利。可是即便有奴隶干活，雅典周边的土地除了种植橄榄树之外也别无他用。事实上，城内全部的粮食几乎都不得不依赖进口，这使雅典在军事封锁面前会十分脆弱。于是解决的办法就是针对其他城邦的奴隶制，对希腊盟友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奴役为雅典的自由提供了保证。
原先的反波斯同盟——提洛同盟（Delian League）缔结于公元前478年。这是一个由173个城邦组成的联盟，它由雅典来领导，但斯巴达不是成员国。在协议签字时，联盟成员们将一块块铁锭抛入爱琴海里，以此代表永恒的同盟关系。事后回头再看这隆重的仪式，其中许多人有理由懊悔不已。甚至在波斯威胁散去之后，雅典人依然将他们束缚在当初的誓言里。战胜波斯人并没有保证自由，反而令他们降格并被牢牢地困在受奴役的状态中。更为苦涩的讽刺在于，他们的征服者并非什么抹着香气的东方国王，而是在雅典的希腊战友。
雅典人更喜欢劝说盟友为协同防御贡献资金，而不是战船或士兵。这是一桩浮士德式的交易——盟友支付得越多，雅典人在军事上就会变得越强。不消多少时日，将没有一个同盟国能够装备并组织起针对雅典的抵抗。他们被迫采用雅典的货币制度和度量衡。当雅典人在盟友的领土上建立新殖民地时，同盟国的人口被稀释了；当雅典的卫戍部队随即进驻过来时，同盟国的自主权便受到了侵害。同盟国的政府虽然在名义上是独立的，但其中充斥着亲雅典的内奸。雅典的利益高于自己人的利益，而卖国贼们却视之平常，无动于衷。有些历史学家辩称，雅典在全希腊推进了民主，但这里的人民不能自由做出决定，所以这简直是一种奇怪的民主。越过红线的“盟友”很快就会品尝到雅典“三桨座战船外交”的威力。民主制度的先辈们居然会用武力胁迫、商业禁运、政治劝诱、谋杀、劫掠和饥饿的手段来保证这初生的帝国免遭毁损。雅典市民享受的民主自由何其珍贵，绝不容许任何事物威胁到它。公元前427年，雅典的“盟友”米蒂利尼（Mytilene）做出了一次反抗，他们在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关键时刻企图叛变投向斯巴达一边，于是便发生了雅典霸权政策当中最为臭名昭著的残忍案例。起义刚刚被镇压之后，雅典民粹主义政治家克里昂（Cleon，从事皮匠工作，但本性犹如屠夫）就提议要将那里的男女老幼统统杀掉，一个也不留。这项议案得到了通过，于是一艘战船被派遣了出去，携带着屠杀的命令。第二天，辩论又重启，雅典人一如往常那样善变，判定只有事件元凶才应该被处死（不过名单上有1000人，看来雅典人把元凶的范围划得也太宽了点儿）。于是乎，第二艘船奉着新的指令受遣而去。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将这第二条船的场景描绘得栩栩如生，据说米蒂利尼的使节们焦急非常，给雅典划桨手送来橄榄油和葡萄酒，好让他们一路保持前进，以便赶上那第一条船。后来他们恰好及时到达，米蒂利尼的百姓们得到了拯救。仁慈的做法有其自身的宣传效果，这则戏剧性的故事传遍了爱琴海和希腊本土，充当了又一次着重的提醒，它警告任何按捺不住想要离开同盟的城邦将会有怎样的灾难等待着他们。这一插曲犹如支付到位的最后一笔按揭，让提洛同盟完成了由共同防御联盟到雅典保护组织的转型。
为什么雅典人会在维护联盟的问题上显得如此残暴？答案在于激进民主的本质，它依赖于贫富之间脆弱的共识。为了能让所有人都坐到一起，并且个个满意，民主政府只得控制其他人的资源。
在公元前5世纪后半叶的大部分岁月里，雅典与古希腊另一强国斯巴达战火不断，冲突的破坏性与日俱增，使雅典深陷其中，而且越来越看不到胜利的曙光。公元前460年，波斯战争仅过去了20年后，第一次伯罗奔尼撒战争就爆发了，雅典拖着提洛同盟的其余邦国对抗由斯巴达、底比斯和其他城邦组成的敌对联盟——伯罗奔尼撒联盟。对雅典人贪得无厌的怀疑已然广为流传，而斯巴达却恰如大公无私的源头，以希腊自由守护者的形象出现。这种效果的确很成功，至少一开始是这样。第一场战争大约于公元前445年以某种平局收场，但在公元前431年战火再度燃起，持续至公元前404年，斯巴达获得最终胜利。不过在这一过程中，那种城邦间“乡村板球比赛”式的战争文化被彻底抛弃了。正如我们所见到的，依据历史学家修昔底德的说法，希腊人变得“如野兽般对待彼此”。事实的真相是双方越来越只为自己的利益而战。公元前423年发生了一个透露实情的小插曲，其时斯巴达和雅典均因人员和资源的重大损失而精疲力竭，于是双方签订了和平协议。而就在此之前不久，小镇赛翁尼（Skione）做出了一个不幸的决定，从雅典阵营转投到斯巴达一方。于是前来寻仇的雅典人占领了赛翁尼并将其全部人口屠杀殆尽，而斯巴达人只是站在一边袖手旁观。
斯巴达人的解放者角色扮演得特别糟糕，他们野蛮专横的行为渐渐让盟友对其不再抱有幻想，而原先的那份好感也很快烟消云散了。赫拉克勒亚（Heraclea）殖民地就是一个十分恰当的例子。这块殖民地是在公元前426年由希腊中部特剌喀斯（Trachis）的斯巴达人建立的。“赫拉克勒亚”起先是一条极好的宣传计策。斯巴达的国王曾自称是赫拉克勒亚的后人，而他们又用这位希腊英雄的名字来命名这块新的定居点。它成了一处避难所，接纳所有受到雅典侵犯的人。一开始殖民地相当成功，来自希腊四面八方的人们蜂拥而至，然而斯巴达总督傲慢而严厉的做派很快就令殖民地居民对其敬而远之，结果赫拉克勒亚成了一步大臭棋。问题的症结在于斯巴达人排外且只关注内部的思想倾向，它使斯巴达人完全不适合接纳同胞的“希腊性”。
缺乏资源和人力是斯巴达无法迅速结束战争的又一大障碍，这是政治体制不再适应所面临需求的结果。对纯种斯巴达人身份的界定，以及进而在谁能担当军队核心成员这一问题上的严格排他性，都导致了战斗人员的严重短缺。公元前425年斯巴达被迫坐上了谈判桌，而其原因只是雅典人“令人震惊”地俘虏了区区120名斯巴达核心武士阶层的战士，即“Spartiates”。这一事实说明了斯巴达人员短缺的问题已经演变到了何等严重的程度。尽管更多富有远见的将领们通过招募希洛奴隶入伍的办法来应对这一问题，但斯巴达政府仍然怀有深深的疑虑，竭尽所能地抵制任何在政治上给予他们权利的行为。
斯巴达的将领们痛苦地意识到自己缺乏本土的斯巴达重装步兵，所以常常在如何部署军队的问题上十分谨慎，因为他们很清楚己方是无法承受重大损失的。事实上，在战争中的很多时候斯巴达遵循着一种毫不积极、最终亦不太有效的战略，他们每年都会入侵阿提卡（Attica）并执行一项焦土政策，意图饿死雅典人。此外，缺乏资金也是一大严重阻碍，使得斯巴达无法对雅典赢得一场决定性的胜利。他们曾尝试通过向盟友提高税收的办法来弥补赤字，但最终还是被迫去更远的地方找钱。斯巴达或许原本是以解放希腊的名义跟雅典打仗的，但这并没有妨碍他们在公元前5世纪20年代的时候向波斯国王伸手要钱，而后者还仍然统治着小亚细亚西部的大量希腊同胞。所有希腊城邦加起来的财富都远不如强大的波斯帝国所拥有的资源，而伟大的国王及其朝臣们只不过是想花点儿钱鼓励希腊人窝里斗罢了。
伯罗奔尼撒战争延续了将近60年，中间曾被几次徒劳又无诚意的和平协议打断。在雅典，民主制度长期依赖的公民政治共识原本就十分脆弱，因战争的沉重打击而变得极其不稳定。事实上，在公元前5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民主雅典内部大众与精英之间存在的政治紧张态势一直是让城市受益的动力源泉。然而，这同一句话却并不适用于那个世纪的最后几年，激进的民主制度常常伴有对失败的严酷惩罚以及迁怒于他人的倾向，它对公民接受集体责任或个人责任方面从未有过什么帮助。
伯罗奔尼撒战争使雅典人心情沮丧、愿望落空、灾祸四起，但这一切只不过是将那种倾向性放大了而已。每一场败仗都会照例重复上演一次推卸责任的把戏。不过到头来，这种互相揭丑的行为会被贵族精英的图谋所取代，民主制度会让位于他们的寡头政治。当盟友拒绝纳贡，而人民又日益要求贵族扛起战争经费的重担时，精英们的怒火便与日俱增。
公元前411年，一支由400名雅典富人组成的队伍把握住了乱世之秋的时机，发动了一场寡头政变。虽然他们成功夺取了政权，但没过多久，寡头们自己就在诸多关键问题上呈现分化局面。有些人赞成与斯巴达和解，该立场很显然受其自身利益的支配，因为他们觉得和平更易于保持政治优势。而另一些人则将联合波斯看作一种打败斯巴达的手段。分歧最严重的问题是关于雅典城邦的“边界”究竟应该划到哪里。虽然领导层内的强硬派承诺要将权力交给一个更为庞大的5000人集体手里，但是他们似乎并没有真正执行的意图。新统治群体中的温和派则反对他们，并支持所有能够用战马和盾牌服务国家的人，换句话说，富裕的精英阶层和重装步兵阶层都应该被纳入权力分配体系。
民众对400人政府的支持迅速瓦解，而他们的统治也随之让位于一个更宽泛的寡头政治，它由5000名较为富有的公民组成。反民主的雅典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将其精心包装成为“少数人与多数人的调和”，然而事实的真相是它依然褫夺了最底层人民的民主权利，即那些在萨拉米斯海战中三桨座战船划桨手们的后代。不过这5000人很快就走上了之前400人的老路：在战争期间，雅典极度依赖那些划桨手，几乎不可能将他们排斥在外，尽管那些有钱人费尽了心机，用增加报酬的提议收买他们以换取宪法赋予其的权利。
雅典民主制度的回归导致了政治混战的新一轮搏杀，这严重损害了城市的作战能力。某场海战结束后，由于天气恶劣，雅典将领不得不将幸存者和死者的尸体都留在水面上。尽管他们其实已赢得了一场关键性胜利，但后来许多将领仍“顺利”地遭到了起诉。这种自掘坟墓的行为显然属于一场共同谋划好的政治角力，以重申人民群众的政治力量。于是雅典不得不继续战斗，但已缺少了一部分最富经验和能力的指挥官。在民主雅典，短视的内部绩效评估又一次战胜了长远的战略目标。
另一个关键性的事件发生于公元前407年，当时波斯国王大流士二世决定要给这场看似无止境的混战画上句号，因为在广袤的疆域内还有许多别的严重叛乱和战争亟待处理。他把儿子居鲁士此处的居鲁士是指大流士二世之子“小居鲁士”，而非居鲁士大帝。——译者注派往小亚细亚，给一贯谨慎作战的斯巴达人注入一点活力。斯巴达人得到了波斯的增援，而雅典却已自我剪除了最优秀的指挥官，看来最终的解决办法已近在尺咫。收官大战于公元前405年在达达尼尔海峡（Dardanelles）的羊河（Goat river）河口进行，狡猾的斯巴达将军吕山德（Lysander）给出了最后一击，他诱骗雅典舰队进入圈套，并将其摧毁于海滩上。阿哥斯波塔米战役（The battle of Aigospotamoi）是对雅典人的致命打击，丧失了赫勒斯滂海峡（Hellespont）就意味着失去了来自黑海的粮食供应，而雅典人严重依赖于此。面临饥荒的窘境，雅典别无选择，只得于公元前404年宣布投降。这是一场破坏力极其深远的战争，因雅典内部的政治动荡、饥荒局面和波斯介入而终结，波斯国王认定结束这一切才最符合他的利益。当雅典围墙被斯巴达人推倒时，妓女们吹奏着长笛，而真正传令发声的却是一位蛮夷的国王。
和平的条件是苛刻的。除了保留12条船之外，整支雅典舰队都必须解除武装。雅典帝国在希腊地区的剩余领土也全部丧失，而城邦则被迫加入伯罗奔尼撒同盟，置于斯巴达的领导之下。一个由“30僭主”（Thirty Tyrants）组成的反动寡头政权被任命，连同一支斯巴达卫戍部队提供保护。就在80年之前，波斯军队占领了该城，而如今却是希腊同胞的武装。有些敌人甚至认为这样的惩罚依然太过仁慈，他们赞成将城市完全毁掉。
伯罗奔尼撒战争使希腊陷入一场自己人反对自己人的无情斗争之中，最后把所有参与者的理念和信条均腐蚀掉了，到头来却是由一位外国国王、一个波斯蛮夷在幕后操纵，而希腊人则在民主、自由和正义的旗帜下相互残杀。从长期来看，这场战争没有真正的赢家。斯巴达人表面上也许是胜者，但胜利本身渐渐显得越来越空洞。在战争期间，珍贵的道德资本让斯巴达在一开始非常受益，但很快就在无效且粗暴的领导下白白浪费了。而无敌战士的名声也因无法在战场上发起致命攻势而遭到损害。与此同时，斯巴达日益渴望确保波斯支持的意图也让他们看起来羸弱不堪，而其“希腊解放者”的自我封号则显得荒唐可笑。不过，在这一切的沉沦当中，斯巴达“反唯物”的武士信条也许是被腐蚀得最为严重的。波斯付出的银币或许为斯巴达人赢得了胜利，但也改变了“平等主义者们”看待世界的方式。吉利普斯（Gylippus）在西西里岛缔造了针对雅典人的关键性胜利，却被人揭露是贪污犯，因为在他家屋顶上发现有一批藏匿好的波斯“弓箭手”（波斯钱币上印的象征图案）。
斯巴达在战争结束后经历了一段扩张期，但结果证明这是一道虚幻的曙光。不出数年，斯巴达昔日的盟友和敌人——雅典、科林斯、底比斯、阿尔戈斯和波斯——结成了联盟，共同对付斯巴达，掀起了科林斯战争（Corinthian War），这场战争从公元前395年打到公元前387年。斯巴达之所以最终以胜者的面貌出现，是因为波斯国王日益担忧雅典在未来会复兴，因而于半途中改变了站队。对斯巴达而言这是一场“皮洛士式的胜利”（Pyrrhic victory）古希腊伊庇鲁斯王国的国王皮洛士曾率军与罗马军队激战，付出惨重代价打败对方。由此“皮洛士式的胜利”便成为一种代名词，形容那些损失惨重、得不偿失的胜利。——译者注，它仅仅标志着一段严重衰退期的开端，而这正是由国内长期的结构性缺陷所导致的。城邦的人力资源是以排他性的武士阶层为基础的，而斯巴达的野心已经超出了其脆弱的限度。斯巴达人的晚婚传统导致了低出生率，而他们又对女性继承财产和选择夫婿持有非常自由的态度，这一切都有累积效应。越来越多的财产似乎落入了女继承人之手，结果到了公元前4世纪时，斯巴达有五分之二的土地掌握在女人手里。这一事态对斯巴达武士阶层产生了灾难性的影响，因为他们需要拥有足够的土地来产出粮食盈余从而支付他们繁杂的开销，而武士阶层自身的地位就依赖于此。穷困的武士被迫跌入下等阶层，结果他们的人数便衰减了，而各个社会位置上的固化藩篱又使得向上进入武士阶层的流动性实际为零。凡此种种，都“恰到好处”地导致了自我灭绝。随着斯巴达武士阶层人数的萎缩，斯巴达的战斗能力也急剧下降。公元前371年的留克特拉战役（battle of Leuctra）是一道分水岭。当时斯巴达被一支底比斯军队打得落花流水。700名斯巴达武士当中阵亡了400人。鉴于全部的战斗力量也仅为约1000名斯巴达武士，这次挫败可谓致命一击。底比斯的指挥官伊巴密浓达（Epaminondas）随即入侵了伯罗奔尼撒并解放了美塞尼亚的希洛奴隶，永久地摧毁了斯巴达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
在雅典，“30僭主”的残暴统治很快就被推翻，但这并没有给困扰这座城市的政治紧张局势画上句号。回归的民主派着手进行秋后算账，专门针对那些涉嫌曾与“30僭主”合作过的人，其中最为有名的受害者便是雅典的明星学者——久负盛名的哲学家苏格拉底。公元前399年，他被推上了审判台，罪名是亵渎神灵和腐化雅典青年，而这些指控与其人尽皆知的反民主思想有很大关系。他主张，多数人的观点并不能产生正确的政策，只有靠真才实学和专业能力才行，而这些本领只有少数人才拥有。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这位哲学家还被指控宣扬诡辩术——在许多雅典人眼里这被视为民主制度难以令人接受的副产品。此类思维训练或许能教授年轻人在知识方面的灵活性和雄辩的口才，但也会鼓励他们在正义与真理面前萌发一种愤世嫉俗和虚无主义的态度。根据陪审团半数以上成员做出的多数裁决，苏格拉底被宣布有罪并处以死刑，他自己喝下一杯毒菫汁，安详地死去了。
长达90载的冲突让希腊人从战火与生存中学会做一名唯利是图者。当自己的城市陷入危机时，许多人如今已变得有奶便是娘，谁付钱就为谁卖命。雅典贵族色诺芬（Xenophon）古希腊伟大的历史学家，苏格拉底的弟子。——译者注既是一名军人又是一位作家，其生卒年约为公元前430年至公元前354年。他曾经报名为波斯王子居鲁士而战斗，而此人正在试图篡夺其兄长阿尔塔薛西斯二世于公元前404年从大流士二世那里继承而来的王位。当色诺芬一行人深入波斯帝国的土地时，他们的“雇主”居鲁士已被人所杀，而且希腊将领们也在一次和平会议上惨遭屠戮。于是10000名深陷困境的希腊雇佣兵面临着即将到来的毁灭，他们调转方向往西回撤，在敌对的波斯人、亚美尼亚人和其他当地人中间杀出一条血路，最终成功回到希腊。
这“10000人”的丰功伟绩在色诺芬的著作《长征记》（Anabasis）里有所反映，经由一番妙笔生花，主人公们均披上了荷马时代的光辉。（故事由一位名叫“色诺芬”的雅典人领衔主演，他博学睿智，临阵自若。）然而事实上那是一段并不光彩的辛酸历程，10000名背井离乡的雇佣兵败逃于穷乡僻壤之间，靠四处劫掠为生，还争论着是不是可以用绑架当地部落女子的办法来建立新的殖民地。最后当他们终于好不容易回来时，充满敌意的斯巴达人犹如神经过敏一般，威胁着要永久驱逐他们。
由于雅典的政治经济资本处于低潮，不仅是士兵将自己卖给出价最高的买主，就连人才也开始渐渐流失了。许多知识阶层的精英、艺术家以及手工匠人纷纷追随金钱和权势而去：有些人前往位于意大利和西西里岛的希腊城邦，那里的富裕贵族正准备斥重金打造门面来自抬身价；还有些人则去了波斯总督们的官府，在那里总是能混碗饭吃；除此之外还另有一个去处——北方正崛起的财富与权力中心，怀才不遇的希腊人或许能在那里找到自己的位置和出人头地的机会。
马其顿王国位于希腊北部，长久以来一直被视为野蛮而停滞的国度。然而公元前4世纪前半叶，在国王腓力二世（Philip II）的英明领导下，马其顿已逐渐取代波斯成为希腊城邦于混战中向外求助御敌的“权力掮客”。就是在这个地方，一群雅典最睿智的学界明星纷纷云集至腓力的宫廷，其中就有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他在公元前4世纪40年代晚期的时候成了马其顿学院（Macedonian Academy）的掌门人和腓力之子亚历山大的私人教师。亚里士多德就像当时许多希腊人一样，仍然满腔悔恨地回首公元前5世纪那白白浪费的时代契机。他写道：“只要希腊人能够建立起一个理想国，或促成单一的政治体制，那么他们将统治全世界。”
这“只要”二字依然是古希腊一个大大的问号。雅典的民主也好，斯巴达的武士精神也罢，它们都无法将希腊人融进单一的理想国。不过有一种更为古老的体制没有逃过亚里士多德的慧眼，而公元前4世纪的希腊作家和思想家们也同时意识到了这个在他们故乡已经绝迹数几百年的政治制度，它为希腊的某些近邻提供了令人艳羡的凝聚力和稳定性。在历代国王的治理下，马其顿和波斯均已成为列强，而与此同时希腊城邦却仍陷于社会团体间的暴力纷争和无休止的混战之中。伯罗奔尼撒战争不仅打破了人们关于寡头制或民主制能够打造首善之邦的信仰，还让很多希腊人重新评估政治自由相对个体安全而言的优缺点。看来王政即将隆重回归，而且还会由一位最为出色、最具魅力的国王来领导。希腊，更确切地说是“希腊性”，将最终统治世界。
